政治部秘书之所以成为军中政工部门运作枢纽，与、国民革命军原有制度结构及运作方式关联紧密◆■■■◆★。在制度设计上■■★■■，按照《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最初要求，党代表对于军中各项命令拥有副署权，对军中行政★★、党务及政治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但“中山舰事件”后，受内部派系冲突影响◆■■，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产生混乱，以各军政工部门为基础全面推行党代表制的计划有所停滞，军政治部主任虽被安排为“副党代表”，却不具备独立的政治权限，反而要受蒋介石掌控的中央军人部管辖。北伐前，又规定“党代表有时可以指挥政治部及军事，党代表有意见，可以提交政治部讨论”，最终造成各项制度叠床架屋、互为掣肘，不再具备指导实际工作的意义。
北伐时期■■■◆，中国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政工部门，开始军队政治工作机制探索★■■★。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革除原有政工体系弊端，将政工部门秘书打造成组织枢纽◆◆◆★■，重塑政治工作机制■★★★◆■，为北伐提供重要助力。在探索军队政治工作过程中，军中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与纪律服从相统一，不仅注重发挥组织力量，激发军队战斗意志和革命使命感，而且积极参与群众动员，推动地方革命发展。在北伐过程中■★◆■◆■，初步形成以党的军委系统领导政治工作并统驭武装力量的制度逻辑，为其后独立领导革命、发展武装力量并真正贯彻政治工作宗旨奠定重要基础★★◆◆■。
战时总政治部主要承担建设新编军队政工部门和分配黄埔四期生的任务。在新编军队中★■◆，出任政治部主任的多为知识分子，如第十五军、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为耿丹、杜韩甫，其麾下幕僚往往欠缺军事经验，难以独撑局面。第二军政工人员回忆★★■★■■，◆■■★■■“投降改编后的北军都要一个政治部，大概一个新编军或师的上级政治工作人员，至少要五六人”，只能委任具备军事■◆、政工经验的党员负责组建政工部门★■■★■◆。耿丹上任不久，总政治部派遣缪象初、焦启铠等党员分任军政治部秘书及各科科长。至于对黄埔四期生的分配◆■★◆★，总政治部除将大部分人员派往各军从事政治工作外■■◆◆■，也派其中的党员参与组建以第一军为主的东路军政工部门。由于此前在湖南、江西作战时，第一军等部“战斗力之弱与军纪之坏为各军冠”，急需补充政工人员◆■，蒋介石主动向表示，希望◆■★“已经退出一军之C.P■★◆◆■.分子回去工作”。黄埔四期生甫一毕业，蒋又向总政治部提出：“可挑选为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出于对北伐战事的整体考量，总政治部将包括霍步青、杜永瘦、王侃予等10余名党员在内的部分黄埔四期生分到第一军各师。经过总政治部党组织的分配、安排，不仅东路军尤其是第一军政工部门得到重新激活，而且“北伐军出长江以后所有收编的部队”都在短期内建立起政工部门。
当然，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受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掣肘，特别是在政工部门人事安排、制度运作等问题上的阻碍★■，政工人员未及在国民革命军中发挥更为彻底的政治引领作用。同时，由于过为依赖政工部门原有制度架构，未尽早建立统筹全局的军委系统等原因，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设想未能完全实现。直到北伐后期，面对间不容发的政治形势◆◆■■■，为应对的武力威胁，下决心在中央层面重新组建军委系统，以政治工作为基点，突破种种限制◆★■，以党的组织直接掌握军队，逐步建立起能够真正贯彻政治工作宗旨的革命武装◆◆，初步形成以组织力量推动政治工作并驾驭武装力量的制度逻辑，对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在与地方取得联系后，东路军政工部门会调查地方政治情况、筹建基层党务■★■◆■，但在此过程中，受控制的政工部门往往将地方工作视作达成派系利益分配的捷径★■■，或仅按照政工制度条文要求，筹组县党部以及加委县长◆★■，不曾考察地方民众诉求◆◆■，更不会触动原有地方政治结构。如当时受缪斌等控制的第一路指挥部政治部■★★■◆，虽调查发现浙江常山等地基层力量颇为薄弱，党员“多系投机分子◆★■■■”◆★■◆◆，也曾派员重新筹建县党部，但对于地方政治状况仍表示■◆★，“一切设施，均须从长计议，现仅做整理和应付工作”★◆◆★■■，以等待新任县长及上层指令，一旦军队离开当地，缺乏民众力量支撑的地方组织自然又会陷入空转状态。
在此期间■★◆■★■，由党的军委系统负责人周恩来领导，在军中坚定承担政治工作的党组织，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二是注重将党的组织领导与党员纪律服从相结合。北伐时期◆★■◆★，作为各军党组织的实际领导机构■■■■◆★，以广东区委军委为主的军委系统始终保持相当程度的政治判断力，既在宏观层面把握政治局势，也从微观着手对各军提供的战场情报进行分析研判◆★◆◆■，从整体上保证政治工作的运行成效。军中政工部门的运作之所以能达到如臂使指的效果，取决于军中党员对于党纪的坚决遵守★★■★◆。正如当时党员所言：◆■“我们之为革命◆★★■◆，我们只知党，我们不讲私情，不为个人的”。每当身处重要历史时刻，军中党员就会将“铁的纪律■◆■”内化为环环相扣的政治执行力★■■■，对政治工作职责和党的军委部署予以贯彻。
北伐前期，总政治部指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能够顺利推进★★◆◆，既取决于■◆◆◆★◆“全国革命空气非常高涨”★★★■，也得益于总政治部党组织对部内各项工作措置有方。但更关键的是★■■★★■，朱代杰以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担任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之职★★◆■，继而承担国民革命军政工体系整体运作，正出自广东区委军委为推动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组织安排：由才力精干的党员公开出任总政治部与各军政治部秘书，兼任或代理党的负责人，成为军中政工部门的组织枢纽★■★。择取北伐不同阶段总政治部、各军政治部主任与秘书任职情况的静态截面◆◆■★，此一组织图景将会愈发分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处处长朱代杰■◆★；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秘书黄鳌，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秘书傅烈★★，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秘书李宣誉，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秘书李世璋，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日葵、秘书关学参，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秘书张其雄，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秘书徐石林和吴少默★★，第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耿丹◆◆、秘书缪象初★■，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杜韩甫■■■★◆、秘书余少杰。其中朱代杰、傅烈、李世璋等6名政治部秘书兼任或代理军中党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党员身处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指挥的东路军政工部门，这些军队大多受掌控，极力排斥组织的存在。其中部分新编军队的军事主官或政治部主任虽为★■◆◆■，但军队本身建立时间较短，中下级军官中也有不少★★◆，各军政工部门的党员只能时刻周旋于锋刃之下，以免暴露身份引发不测。东路军出征不久★◆■，因党的军委系统成员先后调往上海，行军沿途各地尚未组建党的军委★★，军中党组织在数月内未受军委系统直接领导，军中党员必须以更为严密且灵活的方式担当革命职责■◆★★◆◆。
经过此番调整◆★■◆★，党组织走出■■◆“中山舰事件”的阴霾★■■★，已公开政治身份的军中党员服从组织安排，★■★◆“遵守铁的纪律”■◆，主动退出第一军等部◆★■◆◆，以高度的政治执行力完成转变，奔赴各军政工部门开辟新局面，为推进北伐战时政治工作进行准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与相对有利的革命形势，为使军中党组织以更为集中■★、高效的方式承担战时政工任务，中央作出新部署：将党的军事工作纳入垂直管理体系，各军现有党组织受中央军事部或所在地党的军委领导，委派王一飞◆■◆■◆、颜昌颐作为中央军事特派员分赴江西◆◆、湖南前线◆★★。广东区委军委同期任命为军委特派员随国民革命军行动。由此，中央军事特派员与广东区委军委组成党的军委系统★◆，对各军党组织实行共同指导。
其次■◆★■◆■，维持与党的军委系统之间的战时通讯联络★★。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等地作战时，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报告，“政治工作，如二■◆■■★★、三、六（甚至总部）军均是一致■■★★，弟亦与他们现有戚友关系◆◆”■◆◆★。“现有戚友关系”意指与各军党组织已建立起组织联系。同时■◆◆，各军党组织也需要专人与军委系统对接★◆■◆，朱其华回忆第四军出征河南后★★◆◆，党的军委系统几乎每天都会发布训令、通告◆★◆◆★，回师途中“又遇到中军派来的联络员◆★■★，传达了一道命令”，表明军政治部秘书负责与军委系统的战时通讯。这种安排的益处在于，军政治部秘书本就执掌机要，常代表主任外出执行公务，尤其在危急关头能从军中抽身，与军委系统取得直接联系。曾截取南京地委文件★◆，内中记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东路军党的负责人胡秉铎请第二军政治部秘书黄鳌“带信给周恩来，将南京CP决定的事项他‘在黄埔群众中宣传作预备工作’及他对高级长官的谈话◆◆■◆■，都托黄鳌‘转告’”★◆。在军中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军政治部秘书仍坚守组织联络职责。第十五军政工人员刘赞廷回忆，国共分裂前曾向军政治部主任耿丹◆■◆“汇报工作并请示，他也神情沮丧，似有难言之苦衷”，只能找到军政治部秘书缪象初★◆■◆■■，“介绍至武昌啸楼巷会晤‘钟钧’■■”，重新分配军事工作★◆★◆■■。“钟钧”正是当时中央军事部的党内代号。
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员起初集中于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如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所言，黄埔军校是“人最多的地方★■◆★★”，军校教导团扩编成的第一军在国民革命军中“居第一位”◆◆■◆■★，其原因在于该军“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由从中国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从事这项工作◆★★★■”。黄埔学生中的党员既能主导各师、团政治工作■★■■★，担任各级党代表，也能以军事主官身份得到拔擢◆■★，并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开展革命工作，广东区委军委更主动“分配党员到军中上前线”做先锋★◆。
北伐战时，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广东区委军委在探索军队政治工作机制过程中，将政工部门秘书打造为组织枢纽，以静制动、以小制大，收到双重功效：在协助政工部门主任的同时，秘书既以党的组织力量率领各级政工人员肩负繁重的战时政工任务★■★■，也能察悉军中动向，维持党的军委系统与各军党组织的稳定联络。在党组织力量支撑下，政工部门促成国民革命军挣脱旧制度桎梏◆★★★◆★，促进官兵思想作风的转变与军民关系的改善，为推动北伐战争进程起到重要作用★★◆。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等人动用武力威吓革命阵营，在广州等地无理扣押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三师等部党员◆★◆■，大多数被扣押的党员为各级政工人员◆★■◆■，部分为基层军事干部◆★◆◆★■。蒋介石继而向党组织“通牒式”地提出要求：“（1）或者是取消支部■◆■；（2）或者是所有员退出；（3）或者是将所有员开除出黄埔军校。”面对此种政治胁迫■◆■★■◆，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在政治上采取守势，未予以回击◆★★◆■★，不仅使自身力量遭受损失，而且使政治立场与之接近的青年感到无所适从。时人曾言：“在这一剧变中，同学受到的刺激最激烈，他们处在不吸收■★■，危在旦夕而又不愿同归于尽的十字路口★■。■★”同时，眼见势力坐大，革命阵营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各军军事主官深感担忧，纷纷要求党组织调拨更多党员前去主持政治工作。
三是团结革命盟友以把握革命斗争主动权。北伐期间，军中党组织善于以寓刚于柔的运作机制直面重重考验，运用地缘★★◆★■◆、学缘关系◆★■★★■，尽可能使军中党员迅速融入各级政工部门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战争形势。自■◆★◆“中山舰事件”后，为数众多的不愿与势力为伍，选择加入各军政工部门■★，军中党员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不利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在危急关头及时从军中撤离，保存革命力量。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从东路军等部撤出的党员蒙受损失相对较少，重要原因在于党员对军队政治工作所作贡献已获得军中不同政治力量认可■★★★★。在东路军等部，新编军队多由党组织协助军事主官建成，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部分军事主官接到◆◆“清党”命令，选择为党组织提供保护。在先遣军李明扬部★★★◆，蒋介石等人要求李明扬扣押党员，李闻讯后◆★★◆◆“立即通知王尔琢等几十位员赶快离开军队，而且还发给每人一份路费◆◆◆■”，并为留守党员重新安排工作。在湘军■■、滇军等部■★◆◆◆，为数众多的政工人员与军中党员在战火中通力协作，已结成共同进退的革命友谊。在第三军“清党”之际，朱培德等人原计划以武力向军中革命力量施压■★■，要求第七师参谋长等军官出面，召集■★◆★◆“各师团连全体”政工人员，并以近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会场◆★■，继而宣布一部分政工人员“必须离开◆★★■”，其余仍可留在军中◆★■■，但政工部门代表立即答复，“要变大家变◆★■◆，要留大家留◆■◆■”，全体政工人员向心力被迅速唤起◆★■★★◆，随后军官代表又提出，“愿留者请举手★◆，但无一人举手”，再让“愿去者举手，结果全场一致举手”，最终促成第三军100余名政工人员全部安全离开。
其一■★，妥善安排■■★、整理第一军党组织。广东区委军委先以政治训练部名义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安置以党员为主的“第一军全部、第二师◆★★★、及第二十师各级党代表■■”◆★◆◆■，再命蒋先云、胡秉铎等党员留在第一军★■，承担国共两党高层联络职责，并要求暂未受到攻击的周邦彩、侯镜如等党员继续坚守在第一军各部★◆★，在有所掩护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湘军、粤军、滇军等部原本不存在政党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无力落实在各军发展基层组织★■★★、设立政工部门的任务■★■，加伦发现■★，“连的党部本应由的积极分子组成，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人做这一工作”，只能由党员代为承担各项基础性工作■★★。而各军党组织在筹组政工部门初期面临两个困难：其一，军中政工部门各层级都需要政工人员，但适任的党员大多集中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能够调配到各军工作的人手颇为有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其二，部分军事主官自行延揽亲信幕僚从事政治工作，限制政党力量的参与◆■◆■◆■。如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直到1926年初还“没有一个员”，政工部门负责人由师长亲信担任。因此，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以苏联顾问的观察，“政治工作也仅仅是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某些部队里安排得比较妥善”，但同样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的政治工作进展引起猜忌、排挤。
自中国成立起，军事工作就作为革命重要内容被写入党的第一个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922年★◆★，周恩来在文章中讲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并将建立革命军视作■★“有组织的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初★■■◆◆，邓中夏指出，单纯依靠军事活动难以实现革命目标，“但是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当时党内在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更注重建设一个思想理念先进、组织体系完善的革命政党，如陈独秀所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因此在建党初期并未直接筹备建立武装力量★★◆，而是将重心放在工人运动、党的建设等方面★■★◆■。直到1924年国共两党正式开启合作，为实现国民革命目标★◆★◆，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提出应督促“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推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在人士的推荐与邀请下，着眼国共合作大局■■★★■◆，决定派出重要党员参与建设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
其三，保护包括在内的革命队伍，充实政工部门力量。广东区委军委与湘军合作开办政治讲习班，吸纳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湖南地方党团员与青年，由、周恩来、陈延年等亲自授课，政治讲习班中许多学员■■“被目为员，实际上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是的，入班学习之前正式加入或共青团组织的只是少数人”，待培训结束后■◆，这部分青年与党团员被分配至第二、六军等部，组建基层政工部门◆■★◆◆◆。
1927年5月底，东路军◆◆■、江右军等部党员分批抵达武汉，重建政工队伍或担当新的岗位，待周邦彩、辛璞田、侯镜如等党员公开露面，接任中央军事部门负责人的周恩来亦由沪悄然赴汉。自此◆★■，分散在国民革命军各部的组织力量得以重新会合，预示着在党的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历经战争锤炼与考验的党员即将迈向新的革命征程◆★★★◆◆。
1927年3月■◆，随着东路军攻下杭州，各部党组织陆续与杭州地委取得联系，地委书记庄文恭向上海区委汇报：“各种队伍中，我们有多少■★，在政治部居多。无广东枢委的介绍信■★。……请中央派一军委代表去★★■◆◆◆。”此时周恩来已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东路军党组织得以回归党的军委系统领导。据随东路军总部行动的党员侯镜如回忆：★★◆■◆“北伐到浙江南部金华附近时◆■◆◆★，我收到党中央从上海来的密信，命我离北伐军到上海去接受新的任务……（抵达上海后——引者注）组织上派来了交通员……见到周恩来。”此后，东路军各部相继向上海开进，江右军党组织也与党的军委系统取得联系。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骤起，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无力应对，只能由周恩来等人调配军中党组织，分批向武汉疏散◆◆★★■★。
因此，在紧急应对和处置“中山舰事件”后◆★◆★■■，广东区委军委决定不再将组织力量限于黄埔军校及第一军■■◆★，而是从国民革命事业全局进行考虑，筹谋北伐战时需要■★◆◆◆★，以党的组织推动各军、各级政工部门建设■■■◆◆。按照党内安排，周恩来随即辞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有条不紊地调配军中党的组织力量，建设各军政工部门。
北伐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是民国史★★■、革命史重要议题之一◆■★◆★★。以往研究立足较为丰富的史料★◆★◆，对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问题作了诸多讨论。在宣传视角以外，相关研究关注到主导政治工作的政党力量，探讨了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的关系。相较而言，对于中国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研究仍有不足。正如所承认：“从校军党军而至国民革命军……每次都有共党籍的政工人员参加，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尤其对于民众的策动工作◆★，做得格外澈底◆■◆，而每次领导前线政工，指挥政工作战的，好像都是周恩来◆★◆■■，可说以共党份子为主体。★◆◆◆”可见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有所成效的重要前提在于力量的参与★■■◆◆。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考察北伐战争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参与组建政工部门的历程和对军队政治工作机制的探索，为回答政治工作为什么能够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新的思考★◆，以期揭示早期军队建设的制度逻辑。
总体而言，从中国参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再到人民军队近百年建设发展的历史来看■◆◆★◆，北伐时期中国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自1925年国民革命军仿照苏联红军建立政治工作体制，国共两党遂以政党合作的方式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其间，排斥政治工作对个人掌控军队的影响，既不断施加各种手段架空党代表，令政工部门失去相应制度保障，也不重视自身基层组织建设■◆◆◆◆★，放任其★■★■“空心化”运转，导致政治工作沦为不同派系在军队争夺政治利益的工具。出于对国民革命事业发展全局的考虑◆◆◆★★★，初步参与军队建设的党组织始终秉持革命精神，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探索上取得重要成就★■■◆■◆：军中党组织从变革旧军队及政工体系出发，将政工部门秘书打造为组织锚点■◆■★，自上而下贯彻组织领导，凭借党的权威与组织力量◆★★■，提高政工部门的运作效率，以多样化的政治工作方法◆■■■，转变基层士兵与军官的旧式观念作风，启发引导他们为革命理想而战，扭转近代以来军队私人化倾向◆■■★◆■，将其塑造为肩负政治使命与革命目标的战斗队。在此基础上，军中党组织格外重视地方工作，尽力扫除旧式军队压榨地方民众的制度弊端，密切配合地方党组织，协助建立群众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动员群众打破封建束缚争取自身利益，促成地方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通过军中党组织持之以恒的努力，政治工作成功扎根国民革命军各部★◆■★，刻上鲜明的“革命化◆■◆★■”烙印，而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军队的探索实践，也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成功克复武汉◆■■、南昌等城市，两湖及江西地区收归革命力量所有，各军开始在驻地进行短期休整★◆★◆■★。随着军事进展停顿■★■◆◆，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矛盾陡然上升，至1927年初，武汉、南昌两大政治中心的对立愈演愈烈。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掌握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军力，“迫使蒋介石看风使舵，避免同武汉直接发生冲突”■◆★◆，但自3月起★■■■◆，政治局势突然变得极为紧张，在江西接连出现武力打击工人运动、冲击南昌市党部等事件，显露出在革命阵营内部伺机而动的迹象★■◆◆■。
以此为基础■◆◆★★，在军中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国民革命军政工部门逐步建立起协调有序◆◆★★★◆、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从改造官兵思想观念入手，通过日常政治训练与战时政治动员，促使各变作风，树立革命军队的信念宗旨■◆■★★，充分实现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效果。
自1927年3月起，面对政治局势突然变动，在武汉政府和地方党组织支持下，军中党组织通过改组第十一军政治部、加强基层武装建设等方式，逐步将第四军等部打造为拱卫革命的坚实力量■★■■。
除以上两项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区委军委将政工部门秘书打造为组织枢纽，是为在日常运作中◆★■◆◆★，以党的组织力量推动政工人员不折不扣履行职责，力争发挥政工部门的整体组织效能◆■。从表面上看■■◆★★，各级政工人员大都具备党员身份，但本身组织架构虚设◆■、基层力量涣散◆★■，军中政工部门的日常运作只能以党组织为依托进行■★★◆★。当时，军、师政治部先成立党团、党总支，管理下辖各部政工部门党组织。如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出征之初，由师政治部秘书谢远定担任总支书记，叶挺独立团、第三十五团等部政治指导员为总支委员■◆★，各营、连◆★、直属队等大多由党员任政治指导员◆◆★■★■。各军、师政治部本部也会设立党支部，由秘书担任支部书记。在第六军第十九师，自师政治部秘书辛璞田到宣传科科长段子中■★◆■★、科员余经邦等均为党员，辛璞田更是全师党组织负责人。在政工部门日常运作中，大多数情况都是辛璞田、段子中等党员在召集筹划部务会议、党小组会议、民众大会等，率领各级政工人员承担各项任务。如李富春向中央报告◆■◆★★■：★★“军队则注意党的工作（指党务——引者注），每星期必行纪念周，每驻军三日必举行小组会议，且特定宣传大纲。”可见经军、师政治部秘书协调指导■★◆★◆■，凭借党员严格、高效的组织执行力■★◆，军中政工部门及党务等各项工作流程才能得到切实遵循。
在政工部门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政治训练下，结合“不拉夫■◆”★■、“不筹饷”、“不住民房”等军纪要求★★★■◆◆，官兵的认识和作风得以改善。在思想认识方面，王一飞向中央报告，■★◆“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可见原本在旧军阀统治下的士兵已成长为理解并担当政治职责的革命军人◆◆■★■★。更为重要的是，受政工部门的督促教育◆■，各军官兵能够自上而下地坚持行军纪律，同时注重民众工作，摈弃旧式军队劫掠地方的行径。如第十二师随军记者观察，◆★“除政治工作人员逐日与民众接洽外★■，其余各级官兵★■，莫不本民众化之旨，到处与人民团体或个人，以极诚恳和蔼之态度与（之）联络”，其中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在湖南社港驻军时◆■，主动组织官兵宣传队，由军事主官率领士兵★■★◆◆★“每日下乡向民众宣传，并扶助其组织团体”，配合政工部门开展地方工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受困于武昌的青年文人周维藩初次见到北伐军就在日记中感叹：“北伐军士，身着绿衣◆★★■★，颈围三色带，赤足草履，吃苦耐劳；而态度和蔼■★★◆◆★，举止文明，尤令人肃然起敬……这正是解放我们民众的模范军人■◆■”。而在饱受军阀混战之苦的湖南地方民众看来，这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北伐军可谓是◆■★★◆“数十年来生平所未见之军队”。
在基层，由于各军受旧式军阀风气熏染■◆■◆，“军中无论普通士兵还是军官都绝不过问政治”★★，士兵更被军阀视作谋求个人利益的★■◆■“盲目工具◆★◆■◆◆”■◆◆。因此■★◆■■，对于广大基层士兵，政工部门首先要在其思想认识层面予以革命启发与引导。驻军期间，政工部门以集中授课、个别谈话等方式实行系统化政治训练，各部官兵★◆■★“每日场操三小时，政治工作二小时”，由军、师政治部安排政工人员讲授党义、军纪等基本课程，并专题讲解国际国内政治大势■■★■◆★、中国革命问题等。在各团■★★，政工人员采取更为多样的政治训练方式，如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胡允恭“在全团抽调一部分排长和战士办一个训练班■★，全团员都参加”■★★★，围绕北伐政治意义等问题进行短期培训；第三十四团则由政治指导员伍锋组织“全团士兵演讲辩论会”，引导士兵◆◆■◆■“研究政治学识★■■★★◆、确定革命目标”。在行军间隙，政工人员也会深入营、连基层，“随时与士兵作浅显的谈话及简单的问答，以增进其对于革命主义的信仰■★★★◆◆，并启发其应有之知识”。
首先◆■■◆，协助政治部主任开展工作■■◆◆，并承担军中党组织的领导职责。北伐战时，政治部主任常与军事主官共同行动，部内具体事务交秘书负责，据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秘书沈沛霖回忆：“由于肖党代表（指肖劲光——引者注）对我信任有加，且其多半和戴岳师长在司令部工作◆■◆，故政治部一般业务工作，全由我代拆代行。”各军政治部主任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军长，也更易受到中下级军官瞩目，李富春曾提及，“到南昌，各师团所介绍之人不下三四十人★■”，这些军官意在借助军政治部主任的职权外放地方任职★★。与之相比■◆★■■★，政治部秘书可凭借较低位阶、尽职守成的态度远离政治是非，即便出现主任因故无法视事的情形，也能递补为军中政工部门与党的负责人，主持各项工作。北伐后期◆■★■★，林伯渠因另有使命暂离第六军，而军中政工部门事务繁杂，秘书李世璋随即代理主任一职并接任军中党团书记★★■◆■◆。
在有效保护军中革命力量的同时，为推动政治工作发展，东路军党组织需要积极联系和对接地方党组织。东路军抵达江浙地区，大多数县党部随即公开，党组织虽对各地党部建设出力甚多■★◆◆★■，但地方政治势力颇为复杂，军中党组织必须找到地方党组织，方能正式开展地方工作★★◆■。第二十一师党组织向上海区委汇报，“各地因无介绍★■★★◆■，到处都是自己去找◆★■◆◆★”★★■■，在不经意间道出这些党员自广东北上江浙一路征战并不懈寻找党组织的艰辛。诸暨党小组成员寿松涛回忆：“当他们（指第二十六军——引者注）来诸暨时，许多群众去欢迎，我们党员有意识地拿着小红旗去欢迎。记得有人曾找我们，并问：★◆‘你们这里大学（指员）有没有■◆◆？’当时的军队一般是不知道拿红旗的意义的。”
在制度运作上，真正承担国民革命军政工部门职责的党组织，力争克服政治工作制度缺陷◆★■★★，坚持改变政工部门★★◆◆★“等因奉此■★★◆”的僵化做派■◆★，进而对政工部门秘书予以制度层面改造★■★◆◆★。秘书原为官僚体系重要一环★★★，“部长之下就是秘书”，意指各部秘书权责仅次于部长★◆★◆。国民革命军政工部门以官僚制为原型◆★■，在军中设立军★★◆■★◆、师两级政治部◆◆★★，下设宣传科、党务科等职能机构，每级“设秘书一人◆★★，辅助主任计划一切工作■★◆★”。按照制度惯例，军事主官或政治部主任可以推荐幕僚担任军、师政治部秘书◆★■■◆，由此实现个人对军队政工部门的掌控。为改变此职位原有官僚传统与私人化色彩，充分施展其组织效用，广东区委军委以组织纽带取代私人任命，选派一批“在党内受铁的纪律训练，在军事学校又受了军纪的训练”的党员担任秘书■★◆★◆★，同时保留乃至强化这一职位的实际职权，使其成为坚固、稳定的组织锚点，以党的组织力量自上而下推动政工部门运转。
更为重要的是，东路军党组织在有限条件下，始终在行军沿途发动■◆★、组织群众力量，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特点，动员群众◆■“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在革命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东路军党组织首要任务是以先进的革命理念教育当地党团员。第一军第二师政治部曾派党员姚雄到昆山指导党务，据县党部成员回忆：“他房中挂了一幅马克思像◆★◆★，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和我们讲解马克思的历史和一些启蒙的马列主义知识。”不难发现◆★，以姚雄为代表的东路军党员在执行政工任务的同时，还向沿途地方党组织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思想◆◆★，播下革命火种■★★★★■。在部分革命基础较好的地区，东路军党组织会提供直接的组织支持，协助地方发动群众。江山县党部原由党员建成◆■◆■★◆，但在势力支持下，原县长毛翚等士绅另立党部与之分庭抗礼，第二师党组织派遣党员王侃予以◆■■“政治党务指导员”的身份前往江山，责令解散党部并要求惩办毛翚等人，使得革命声势大振，地方党组织乘势动员民众斗争地主劣绅，将其把持的寺庙公产没收并划拨为教育资金，兴建学校，掀起江山等地的革命热潮。
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军、师政治部以党的组织力量作为支撑，指挥各级政工人员各司其职，于艰困时刻挺身而出，激发军队战斗意志，组织民众参与后勤保障，为军队作战提供关键助力■★◆。据第六军党组织报告，在南昌乐化遭遇激战后，军中党组织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全体加入前线”◆★■，以往与军中将士朝夕相处★■、讲授革命道理的政工人员，此时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与军事指挥员并肩作战，在火线上“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正面部队士气大振★◆◆，发冲锋号，士兵猛勇异常，卒将敌人阵势冲破★★”■◆◆★，显现政工部门卓有成效的战场动员能力。李富春总结■◆■★★：★■★■■◆“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九是政治工作力量■★★■■◆。★◆■”当出现战场后勤短缺问题时★★■★★◆，政工部门也会积极组织民众加以援助。在江西奉新，第六军政工部门在20余天内，将仅存两名党员的党部重组■■★◆，吸收百余名地方民众参加革命■★★，随后组建前敌工作团，组织号召100余名民众从事运输弹药、抬送伤员等艰苦工作■◆。这些普通民众经过革命动员，“不怕炮火◆◆■，不怕困苦”，敢于直面战场硝烟为前线提供支援★◆★，“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的表现其革命性”◆★◆■◆。这正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政工部门与地方民众同力协契，为克敌制胜起到的重要作用。
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郭沫若曾称赞为◆★◆■★■“一个时代的宠儿”◆◆★■。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向刚入党的彭德怀嘱咐道：“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这两种近似矛盾的表述提示我们★■■◆，在北伐时期热火朝天、高歌猛进的政治宣传背后，正是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孜孜不倦地从事各项基础性工作，从而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各军政工部门以革命教育与同级监督并重的方式，向各级军事主官开展政治工作。在第十二师，廖乾五率领政工人员在行军途中“不时将《向导》等多种刊物送给黄琪翔（时任第三十六团团长——引者注）◆■◆■■★，并常常利用空闲时间，结合廖仲恺被害、中山舰事件等同黄谈论中国的前途，革命形势……连吃饭时也一起谈论（这时经常一起进餐的有张发奎★■◆★◆、廖乾五、黄琪翔，还有李汉魂等）★◆”◆■■◆，通过将革命理论与时事政治相结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启发各级军事主官理解革命大势■■。此外★★，由于部分军官长期身处旧军队中，其旧式军阀作风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须依靠同级政工人员实行政治监督，坚定维护军队纪律◆■◆■。在第二军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风趁单独前往福建政和、松溪两县勘察敌情的机会，向当地◆★■■“勒索现款万余元”★◆◆，团政治指导员谢华将情况上报军部，“军部回电将刘团长撤职查办，并通报全军，一时全军称快◆★■”，随后谢华等政工人员进一步整饬军中秩序，展现出政治工作的效力。
军事建设方面，在武汉政府和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支持下，除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外◆◆◆，为填补基层军事干部缺额，部分党员以战功被任命为团◆◆◆★、营长等职，如许继慎先后任第七十一、七十二团团长，孙一中◆★◆◆★◆、练国梁等任新编第七十五团营、连长，第一营营长孙一中在■◆◆“党内担任团的书记职务，是这个团的实际领导者”◆★■◆◆★。应张发奎要求，军中党组织协助创办第十一军教导队（营）■◆◆◆★，派出党的军事和政工干部负责训练任务★★◆，并委托湖北◆◆■、湖南省委招收以党团员为主的青年学生。据当时从长沙赶往武汉参军的粟裕回忆：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训练期满后◆■◆■，少部分党团员担任第十一军连、排长，大多数党团员随教导队就地转为革命武装力量。
党内认为：“前途之危机正非常之多。我们的政策应用得好，固然可以加速中国革命之发展，应用不好则反动势力仍可抬起头来。”当时党组织在各军主要力量已分成两部：一部随第四军政工部门镇守武汉，一部随东路军和江右军政工部门向江浙开进◆■★。军中党组织不得不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势。
另一方面，东路军党组织要团结军中力量■★◆，为开展政治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此前分配到东路军各级政工部门的黄埔四期生中◆■★■，达半数左右★◆■◆◆■，他们在军中愿与党员共同壮大革命力量。随第二十一师出征的文人项士元在日记中提到◆◆★■，“是日，于政治部假得董亦湘译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一书阅之……其思想实多谬误，诸时有出而辩难者，予笑置之”，可见在军中公开阅读■★◆■■、讨论革命理论著作蔚然成风◆◆◆，党员遂可得到军中掩护。如果自行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党员会主动参与其中。第二十一师冯希廉曾向上海区委报告◆◆：“的组织，以前黄秀南、许树林◆◆◆◆，参加他们的组织■★■★◆，在驻军时还好，后很涣散，开会亦不方便，人数只五分之一”◆★。其组织虽较为松散★★■■■，但党员在与军中进行讨论时★◆◆◆，能够宣传革命主张◆★★◆■，凝聚政治共识。
同一时期◆★◆★，国民革命军设立总政治部负责各军政治工作，该部能自行决定各军尤其是新编军队政工部门人事任命、工作安排等★★。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由于缺乏相应人手，希望广东区委军委推荐得力党员■★■，此前朱代杰、李一氓等党员已在政治训练部（总政治部前身）工作，随即留在总政治部并被委以重任。据时任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科长郭沫若回忆◆★，“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李一氓）经手■◆■★★”，其中朱代杰身兼党的书记，负责领导部内党员■■。待郭沫若★◆★、李一氓等前往南昌另建总政治部分部之后，朱代杰升任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兼宣传科科长，全面主持部内工作。
一是以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式贯彻革命意志◆◆★★★◆。自党员参与国民革命军政工部门的组建工作，军中党组织以政工部门秘书为枢纽，从总政治部到各军依次搭建起组织严密、运转灵活的革命架构，取代任用私人◆★、各自为政的原有政工队伍◆■◆★★★。作为革命思想宣传者的政工人员■◆，进而成为担当政治使命的组织者，始终以高度的组织运作效率落实政工部门职责★■◆★◆◆，确保战时政治建设与军事进展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在第四军等部，按照武汉政府要求◆★◆，自新扩编的第十一军被第四军正式接管后■■■◆★★，军中党组织着手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开展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于第十一军原军政治部整体撤出，为尽快完善各级政工部门建设■■，经湖北、上海地方党组织配合★★■★◆，第四军政治部相继调任梅龚彬、李硕勋、陈兴霖等党员为第四军第十二、二十五师■◆■★，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递补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徐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迅速重组、改造各级政工部门★◆◆■■★。
至于维持旧有治军原则的湘军◆★★、粤军、滇军等部，一般先由军事主官向提出请求，党组织再依据具体情况派出党员协助筹建军中政工部门。如朱培德曾多次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请求推介政治工作人员，广东区委军委委派云南籍党团员赵宗华■★★■、吴少默◆★、赵济等参加第三军政工部门◆◆。当时，◆■◆★◆“二、六两军欢迎湖南人■★◆，三军欢迎云南■★◆■◆◆、贵州、四川人，四军欢迎两广人◆★■■”，各军初步建成以同乡网络为基础的政工部门◆◆◆★★。曾任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的李六如回忆：“在粤省（区）委直接指挥下，党叫我在湘军中开辟党的工作……把方维夏介绍进来★◆★★◆◆，才成立了个小组◆■，逐渐由第二军校发展到各团，迄李富春由苏联到粤当湘军政治部主任时，党员人数已经不少了，始扩充改为特支■■，我为书记★■■◆★，归党军委周恩来指挥。★■■■★◆”在这些军队中，党组织通过改组政工部门■■★，突破同乡、同学等关系局限，以组织力量对军中作风加以整饬。赵宗华等人加入第三军不久，广东区委军委又推荐留苏归来的党员朱克靖参加第三军，随后朱克靖被任命为军政治部主任，赵宗华为军政治部秘书，吴少默、练国梁（黄埔二期生）等党员为宣传科、组织科科长，军政工部门得以充实★◆◆■◆★。
对于东路军党组织而言，身处复杂严峻的环境，一方面需要以严密的组织纪律抵御的攻击。据胡公冕回忆，由于其党员身份为所悉，被任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总指挥白崇禧立即选派亲信潘宜之在旁监视★◆★★，令胡“几至不能工作，因此电蒋请病假”◆■★，迫使军中党组织不得不调整工作方式■◆，对加以防备。当时军中党组织重要信息只能★★■“用小纸条传达，看过毁掉”，党员也要服从纪律◆■★■、隐藏身份。据第十一军政治部刘进中回忆■★★★，入党前与刘谦初等人在部内“朝夕相处，几乎饭同桌，睡同室”，直到自己被吸收入党后◆◆■◆■，方得知刘谦初的党员身份，折射出政工部门党组织极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1925年8月★■■，以黄埔军校及教导团为基础，改编湘军、粤军、滇军等旧式军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以新型“主义军”为特征的国民革命军■◆。受各军军事主官委托，调派党员以党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参与各军党代表制建设，筹组军中各级政工部门■◆★■，共同完成北伐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向建议，应“像我们红军所做的那样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广东区委为此★■◆★◆“成立了一个军委来专门负责军事工作，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时人回忆■◆■★：“凡在军校的共产，有所调动任政治工作者，多属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权调，我嗣后的行动，均由党是从。”在分配、调动军中党员的过程中◆◆◆，主要由周恩来进行组织谈话，再将党员组织关系直接交给各军党组织负责人，以确保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总的来说◆★，由于与其他各军党组织所处具体情境大有不同，东路军党组织在妥善保护军中革命力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探索政治工作，丰富政治工作手段。在东路军各部■◆■◆★★，尽管党组织立足时间较短，且各派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各级政工部门未得到充分改造★◆■，军中党员难以通过直接有效的组织运作推动政治工作深入，但是党组织凭借更为灵活的方式★■■■■★，不仅与政工人员紧密合作◆■，共同抵御进攻，而且注重发展军队与地方的联系，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依据不同地区的革命现实需要，将组织力量化整为零，委派政工部门的得力党员分散到各地★◆■★◆★，承担革命建设工作。军中党组织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努力内部派系矛盾的冲击，以严格的组织纪律为约束，始终坚守革命职责，推动地方革命形势发展。
其二◆■■★◆◆，调派党员强化湘军★◆、粤军等部政工部门建设★◆■■★。在第四军◆★，自高级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原在第一军任连、排长及党代表等职的黄伟斌、叶古衣等党员，被选派到军政治部各科工作，军中党组织力量得到增强。在第六军，经党的军委指示与军长程潜力邀■◆★■，林伯渠率领一批党员回到第六军重组军政治部◆★◆■◆，李世璋、唐际盛、贺树分任军政治部秘书、党务科科长、宣传科科长，负责政工部门日常运作，改变原有军政治部受把持的局面★◆■◆。
纵观北伐全过程，公开担任总政治部和各军★◆■★◆■、师政治部秘书的党员主要担纲的组织职能包括：
与之相比，东路军党组织在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的基础上，一方面落实政工部门本身的地方调查◆■、党务工作，另一方面从地方政治改造需求出发，向地方大批输送革命力量，并吸收当地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时任闽南特委书记罗明提及，当时福建“许多干部是随北伐军来的”，这一安排正出自东路军党组织，军中党的负责人胡秉铎出发前要求■◆◆★★：“派得力干部随军出发……哪个地方需要就留在哪里■★■，这样就能把他们散布在整个福建。■■■■◆”不过，由于军中党组织力量有限，且驻扎各地时间较短★★◆◆★★，对于各地具体建设事务，经政工部门调查研究后◆★■◆，仍需上级党组织派出成批干部来主持。据罗明回忆，1926年底东路军总部政治部初抵福州■■◆★★◆，时任政治部主任、江董琴认为各地建设欠缺组织人手，★★◆“打电报给（）广东区委，要陈延年派人支援■◆◆★■★”，经区委协调部署，汕头等地党员及农讲所学员被派往福建增强革命力量★★◆。在从事地方组织建设过程中，军中党组织也会引导各地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巩固军中革命阵营。据当时加入第十七军第二师政治部的青年骆耕漠日后回忆：“我一生中的一个偶然的有幸机缘，是该师党代表是个革命（他名叫周邦彩◆■★★，师从过我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大概是员）★◆■■，年轻、能干■★、朴素◆★，接近群众。由于他的影响和帮助，我开始有了跟干革命的初步觉悟◆◆★■。”